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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字经经文讲解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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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讲主要讨论《三字经》的第四部分,介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四书、五经和诸子百家,以及读书求学应该遵守的次第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,与下面第五部分的中国通史纲要一起构成《三字经》全篇的中心。

  教育要教些什么?初学者应该选择哪些典籍作为必读的东西?古代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栋,仅以乾隆时代纪晓岚领衔编纂的《四库全书》,就汇集了从上古到清代前期几乎所有的重要典籍,历时二十年,共收书 3461种,79000多卷,分为经史子集四部,总字数约有七亿汉字。人一生什么事不做也读不完。面对如此浩瀚的知识海洋,难怪庄子慨叹:“人生也有涯,而知也无涯。”人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,而知识的追求是无穷的,如何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少走弯路,一下就摸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呢?《三字经》早就为我们铺平了道路,这就是我在这里要与大家一起讨论的内容。

  下面看原文:

  凡训蒙,须讲究。详训诂,明句读。

  训蒙是对小孩子的开蒙教育,必须要讲究、一定要重视,应该用最优秀的师资力量来给小孩子开蒙。底子打不好、基本功不扎实,今后的造诣就会受限制。但是怎样讲究?讲究什么?这就需要为师者在教学方式、教学内容、课程进度等诸多方面下一番功夫了。

  千人千面,世间没有同样的两个人,这就是俗话说的“龙生九子,九子不一”。每个孩子都有个人的特点,从性格、能力、接受程度诸多方面都有不同,所以要因材施教,注意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的区别和讲究。

  现代教育走上了教育产业化的道路,搞工业化生产线那一套。看看今天的“教育产品”就一目了然了,小学生从服装、课本、作业到考试,一切都是统一的,将来小孩子毕业了,就是“罐头产品”、就是“可口可乐”,从包装到内容全都一样,一点特点也没有。所以用工业化方式进行教育是否可取,要仔细斟酌,否则生产出来的学生连“标签”都一样,都是教育产业的成品。有特点的独立性的人没有了,创造性的人才当然也就没有了。

  在传统教育中,老师要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采取各异的教学方式,私塾学堂里面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、使用的教材都不同,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满足学生的需求。孔子讲授“仁”,一个学生一种方法,内容都不一样,所以仁字在《论语》中出现了66次之多。一个仁字果真有如此多的岐义吗?不是,这只是孔子的教学方法,是针对每个学生天性、秉赋的特点帮助他理解“仁”字的含义,否则他听不懂。对孝字的解释也是如此,《论语》中记载,孔子的学生问孝,孔子的回答每个人都不同,例如子夏问孝,孔子回答说:“色难”。给父母脸色看,是子女经常干的事,如果能够做到不给父母吊脸色,就是孝。 “色难”有两重意思,一是脸色难看,二是不使脸色很难。这是针对子夏说的,可能子夏经常犯“色难”的毛病。其他学生,不“色难”,孔子就要换个说法了。因此,人文学科的许多东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,佛家常说“法无定法”,要因人设教,这是在教学方式上的讲究。

  在教学内容上的讲究,就是“详训诂,明句读”。训诂与句读是读古书的基本功,训者解也,诂者古也,所谓训诂就是用通行的白话解释古文的词义和字义,后世发展成一门专科学问,叫训诂学。中国的文化典籍经过“焚书”的浩劫和秦末的战乱,至两汉时已经是残破不全了,特别是“五经”,后人已经很难读懂了。于是汉儒们才出来训诂,对五经进行注释和考据,通经的人称为 “五经博士”,所以训诂学起源于汉朝,被称为汉学。现代西方国家将中国文化统称为“汉学”是不确切的。

  清代是训诂学发展的鼎盛时期,分出训诂学、章句学、考据学、注释学等专门学科,后世统归为语言学。今天高等学府里面开设的文献管理、档案管理、图书馆学等专业都开设此类课程。但是研究归研究,到底有多大的实用际价值则是另外一回事。有人就为一个字、一句话考据一辈子,可以写上百万字的文章,甚至拿个博士学位。

  句读相当于现代的标点符号, 古文都是一文到底,不用标点符号,注意不是没有,而是不用,没有和不用是两回事。为什么不用?因为文章一经圈点,文气就断了,正如人的三焦之气本是畅通的,如被截断气机就滞塞不通一样。文章是有生命的,有眼有气,文气一断文意就僵了,文章就死了。一部《论语》一辈子都读不厌,每年读有每年的理解,每次读有每次的体会,句读一变,整个文意就大变,真是奇妙得很,所以不能断死。宋儒将《论语》活生生的二十篇文章断死,变成现在的253条僵化的语录,除了断章取义方便以外,孔子的思想被严重扭曲。因此对古文训诂可以,不能翻成白话文;明句读可以,不能做句读。

  但是对初学者,一定要将文义、字义讲明白,将文章的初始句断讲解清楚,以便帮助初学者理解。句读的基本原则,就是“语绝为句,语顿为读”。语气结束的地方为“句”,用圈(句号)来标记,没有结束的文句叫做“读”,用点(逗号)来标记。古人常有“可圈可点”一词,赞颂某位历史人物的功业。

  句读点错了,常常会闹笑话、出歧义。例如当年批孔运动中,常用《论语》里面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一句话来说事,说孔子为专制帝王帮忙,推行愚民政策。还将老子拉过来陪绑,因为《老子》中有“虚其心,实其腹;弱其知,强其骨”的话。老子与孔子说的是不是同一个话题暂且不论,即便孔子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的原话也没有任何“愚民”的迹象。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,是他把教育从贵族的殿堂推向民间,才有后世的社会教育,这是孔子的伟大贡献。孔子是有教无类,要将所有人都教明白,如果要“愚民”,他又教导谁去呢?这从道理上就讲不通。

 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呢?断句断错了。孔子的意思是“民可使,由之;不可使,知之。”老百姓懂道理,就随他们去,为政者不要没事找事;老百姓不懂道理,就要教育他们,这是为政者的责任。同理,孩子听话,父母就不要这也不是那也不对的挑剔;孩子不听话,父母就要好好地对他进行教育。断句断错了,就变成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了。是孔子说错了吗?不是!是你自己断错句了。

  至于老子说的“虚其心,实其腹,弱其知,强其骨”一句,心本是人的意念活动,减少意念活动,你的丹田之气就能充足;知是人的欲望,减损你的欲望,你的身体就能强壮起来。老子说的是养生之道,跟愚民政策,风马牛不相及。

  为学者,必有初。小学终,至四书。

  读书求学,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才能奠定扎实的基础。按中国的古礼,也就是周公之礼,小孩子六岁就读小学,先从生活规范开始学起。八岁开始学字,也就是学六书;十八岁束发,行冠礼以后入大学。因此《大戴礼记·保傅篇》中说:“古者八岁出就外舍,学小艺焉,履小节焉;束发而就大学,学大艺焉,履大节焉”。“礼乐射,御书数”六艺,是小艺;“诗书易,礼春秋”六经,是大艺。传统教育中的小学阶段,是先学习做人以及如何生活,然后再传授知识,学习六艺;最后才是六经的大学之道,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走的路线。

  生活规范教育的主要内容,就是子游在《论语·子张篇》中说的“洒扫、应对、进退”,不要小看这六个字,它既是生活教育也是人品教育,是中国文化教育一贯的传统。我们今天提倡的生活教育,大多是与职业、赚钱相结合的技能培训,与传统的生活教育是两回事。小孩子娇生惯养的多,特别是富家子弟,家里都有佣人,他们自己哪里会洒扫庭除。现代人不会扫地、抹桌子的多得很,扫把乱挥搞得尘土飞扬,一块脏布越擦越脏。连最基本的洒扫庭除都不会,今后他们如何面对生活呢?

  应对之事就更成问题了。常有这样的孩子,你问他:贵姓?他就回答:我贵姓某。府上哪里?他会说:我府上某地。应对的礼仪根本不懂。至于进退就更难了,一件东西该不该拿、一件事情该不该做,这些都是大学问,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教。如见到长辈如何问候、到亲友家拜访,该站还是该坐,站在哪里、坐在哪里等都要教育。现在这些都没有了,小孩子见到长辈一声不吭,到客人家里拉抽屉、开柜子,没有一点规矩,可见我们的小学教育大有问题。

  传统的小学要教授文字,除了上面提到的训诂、句读以外,还要学习汉字的结构和起源,就是“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”,六书之学。在形声义三方面,给小孩子打好文字基础。这方面的教材,周朝用《史籀篇》,秦汉用《仓颉篇》,以后出来《急就章》,六朝以后用周兴嗣的《千字文》。

  此外,小学阶段还要接受“礼乐射,御书数”的小六艺教育,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德智体全面发展。礼是生活规范,乐是艺术,射是射箭,相当于今天的健身,御是驾车,相当于今天的军训;书是文字和书法,数是数学,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。可见,传统小学教育的内容绝对不比今天少,可能还更全面。可惜,古六艺的传统教育今天已经没有了,在日本还有点依稀仿佛的影子,日本人将其转变为“八道”,即茶道、艺道、花道、书道、剑道、棋道、柔道和空手道,作为八个文化传统保留下来了。

  小学期间,行有余力的可以读“四书”,但是老师一般不开讲。什么时候开讲呢?要根据学生的程度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一般是要到大学阶段,老师才详细讲解四书中的道理。四书是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四部儒家经典著作,本来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只是《礼记》中的两篇文章,南宋光宗绍熙元年(1190年),朱熹将之抽出来,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在一起,称为四书。经朱熹注解的四书,代替了五经的地位,在元明清三代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,是士子学人的必读之书,对中国近古时期的政治、思想、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  朱熹,字元晦,号紫阳,祖籍徽州(今安徽歙县)婺源,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。朱熹十九岁中进士,曾做过五任地方官,但时间都很短。他主要从事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,曾修复白鹿洞书院、岳麓书院,建立武夷精舍、沧州精舍等,广收弟子门徒,传播理学。朱熹一生著述甚丰,代表作品有《晦庵先生文集》、《朱子语类》、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周易本义》、《资治通鉴纲目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楚辞集注》等。

  概括地说,四书中的《中庸》谈理,相当于认识论;《大学》谈法,相当于方法论;《论语》《孟子》是事例,由孔子、孟子两位名角,一个演仁,一个演义,生动地表演给我们看。但是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上,是孔子传曾子,曾子著《大学》;曾子传子思,子思著《中庸》,代表了原始儒学的三代人。许多人以为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就是孔子的思想,其实不对。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是曾子与子思的学术论文,他们继承了孔子的学术思想,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。而《中庸》与《大学》的学术观点又有不同,这是要注意的。

  至于孟子晚了孔子165年,只是子思的门人,因为孟子的年龄小于子思近100年。

  论语者,二十篇。群弟子,记善言。

 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,是中国人思想的根基。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,就必须首先了解儒家思想,而要了解儒家思想,就不能不了解孔子的思想,了解孔子思想的最佳途径就是阅读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是孔老夫子教学传道的记录,一共有二十篇,内容是孔子的学生记载圣人的言行,谈论为人、处世与为政行仁的言论,其中既有孔子与学生的对话,也有学生之间的相互问答,十分难能可贵。

  古代相传的《论语》有三种,即鲁国流传的《鲁论》二十篇、齐国流传的《齐论》二十二篇,以及孝景帝年间,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墙壁,得到的《古文论语》。但《古论》和《齐论》到了汉魏之间,都已逐渐散失,现在传诵的《论语》只有《鲁论》二十篇了。

  《论语》的编纂者,历代学者均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和门人,例如,班固认为,“夫子既卒,门人相与辑而论纂”;郑玄则认为是“仲弓、子游、子夏等撰定”。当代学者则认为《论语》非成于一人一时,而是孔子的弟子、门人们根据自己所记,不断补充、辑录,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纂集成书的。最后的定稿者应是曾参的学生,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战国初期。

  中国的传统文化,经过战国与秦汉的大动乱之后,变得支离破碎,亟须重新整理。于是汉儒们便极力注重考据、训诂、疏释等工作,这种汉儒学者特有的风格就是著名的汉学。唐代儒者的学风,大体还是因袭汉学,对于章句、训诂、名物等类,更加详证,但对儒学的义理并无特别的创见。宋代以后,有理学家的五大儒者兴起,自谓直承孔孟以后的心传,大讲心性微妙的义理,这就是宋儒的理学。与汉儒们只讲训诂、疏释的学问,又别有一番面目。直到明代的儒者,仍然守此藩篱而不变。明亡以后,儒家学者如顾亭林等,对于“平时静坐谈心性,临危一死报君王”的理学,深恶痛绝,认为这是坐致亡国的原因,于是提倡回过头来做学问,恢复老路线。但求平实治学而不重玄谈,仍然注重考据和训诂的学问,这就是清儒的朴学。

  由此可知儒家的孔孟学术,虽然经汉、唐、宋、明、清几个时代的变动,虽治学方法和所走的路线不同,但是尊崇孔孟,不敢离经叛道则是共同的。这样就把和蔼可亲的孔老夫子塑造成一个不苟言笑的偶像,把孔子温良恭俭让的善言,变成一本刻板教条的语录。这是在帮孔子的忙还是拆孔子的台,实在难说得很。

  孔子以后,儒分为八,弟子们各据一方,弘扬儒家的学术思想。汉代以后,儒学大体上分成四类:一是政治的儒学,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,扯大旗做虎皮,孔子变成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了。二是学术的儒学,专门搞儒学的学术研究,如汉学、朴学一类的学院派。三是民间的儒学,走私淑儒家思想的路线,从协调伦理关系入手,来立命做人,修心修身。最后是宗教的儒学,把孔子的话当成圣经,把孔子的偶像供在孔庙里吃冷猪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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